因为创业失败的缘故，且考虑到照顾家人的生活，我拿下了杭州的工作的机会，工作的内容也是我依然感兴趣的云网络，在34岁的年龄且在中国这种老码农容易被人歧视的状态，加之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，我着实应该觉得幸运，在创业失败之后，还算有个大厂愿意收留我。
转眼间我的儿子已经快15个月了，故而相比16年的去杭州工作，我自己有了很多的不舍，既担心做为大龄码农在工作中可能潜在呈受的压力，也担心因为自己外地工作，无法给予孩子充足的陪伴而影响他的精神发展，还担心需要经常往返杭州苏州的开车风险，等等等等，这样一串担心下去，就是不断的链式反应，这也与我多年一来比较悲观的生活态度有很大的关系。
然而，想想这么多年，有很多选择作的并不好，比如未能帮助妻子走上职业道路导致需要承担较多的经济压力，离开高速发展的华为，离开北京选择喜欢的城市，等等选择从经济上来说，都不能算是最优的路；然而其实我对生活并未有过高的要求，我自己也通过努力，给妻子、儿子有了安宁的家庭，在经济情况阴霾遍布的状态下还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都不足以成为我悲观对待生活的理由，并且，我也期望能够给儿子树立要为自己选择所负责的信念，不轻易放弃自己，不被生活所击倒，并努力改变生活，让期变得更好。
故而，在即将去工作的夜晚，我在这里写点话语，来给自己打气，同时，也期望在儿子认知能力逐渐的高的将来，能够给儿子树立积极、乐观、勇于尝试，敢于改变的榜样；乐观与积极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因为明显它们能带来快乐，在痛苦与快乐中，显然选择后者更为明智，也更能给家庭带来快乐。
想完这些，觉得再赴杭州对我而言，既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家人，是我改变生活的较好的选择，悲观的思考就被按下去了，预祝将来自己在杭州的这几年，会在物质与精神上，都有更好的收获。
PS：
近来在读《我的应许之地：以色利的荣耀与悲情》这本书时，读到很有意思的一段话，写在这里，提醒自己，当下的选择是自己决意定居苏州与工作行业冲突的的抗争手段。
19世纪中期，法国心理学家克劳德·伯纳德（Claude Bernard）首次推翻“生命适应于环境”的传统观念。伯纳德认为，适应周遭环境的是死亡，生命现象就是保持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相悖。从1936年夏天到1942年夏天，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。经历一系列的打击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丧命，这样的现实教导这场卓越的运动。它周遭的环境极其严酷。相关的历史环境都是致命的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适应就等同于死亡，而延续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抗争。从那以后，决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不再是排干的沼泽或者孕育果实的柑橘园，而是一座孑然矗立的沙漠要塞，它在荒芜的土地上投射下令人敬畏的身影。